熊飞宇;2007—2009年,重庆市台办、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市博物馆,联合汇编《抗战时期重庆陪都史料丛编》(该书因故未能出版)。作为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的工作人员,本人在2008年7月,曾数度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查阅、复印并钞录中共中央南方局有关文艺方针与活动的档案资料,从中发现《对蒋区文艺工作的意见》一文,编号为"南1778"。《意见》系手稿,署名何其芳,虽无法判断原件是否为何其芳亲笔,文章的作者却能确定无疑。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中国社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200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八卷本《何其芳全集》(蓝棣之编),但《意见》一文均失收,故可称之为"佚文"。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基于作者特殊的经历和地位。1944年4月,何其芳受党的委托,随林伯渠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去战时首都重庆工作,任代表团文教组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新华日报》副刊,负责文艺动态调查,并向大后方文艺界宣传毛泽东的文艺路线。1945年元月,离开重庆回到延安。抗战胜利后,由周恩来亲自指派,再赴重庆开展文艺界统战工作,接替邵荃麟编辑《联合特刊》,并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8月28日,时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接见何其芳,对其工作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和赞许。1946年,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2月,写作《关于现实主义》。7月,创办《萌芽》杂志,配合党在重庆的文艺工作。1947年3月,撤离重庆再返延安。10月,到河北平山西北坡村中央工作委员会机关工作。从10月30日起,任朱德秘书[1]92-93。《意见》写于1947年9月12日,是针对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国统区文艺界问题的总结报告和解决方案。其中很多论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在很大程度上,长时期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下文是何其芳写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的原稿内容,整理以保持原貌为准则,但原稿书写较潦草,个别字词极难辨认,或阙字存疑,或置于方括号待定,标点则略有订正。
2012年05期 v.28;No.141 88-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6K]